“垃圾围城”是目前中国大城市不可回避的城市病。2013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1.73亿吨，如果堆在一起，可以堆出500多座百层高楼。广州产生的生活垃圾两天不处理就能堆到香港;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如果用2.5吨的卡车装载，能从天安门一直排到河北廊坊。
中国城镇化发展加速，城市垃圾如何治理？民众焦虑如何化解?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1.垃圾焚烧打开循环经济之门
当前，中国城市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问题，在业内看来，对于人口密集的城市，垃圾焚烧是重要的选择。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首选，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70%—90%的生活垃圾均焚烧处理，通过焚烧，垃圾可以减容90%，减量80%。
在中国，这几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速度在加快，规模也在不断加大。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发电分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投产新建垃圾焚烧发电厂17座，建成投产后全年新增处理量接近635万吨。
2015年11月18日，北京市朝阳高安屯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中心1号炉顺利实现首次点火，作为生活垃圾处理的二期工程，该厂日处理规模能达到1800吨，首次把市民的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精细化处理，实现无害化填埋或产生肥料。
同样位于这座产业园的还有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它既是北京市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生活垃圾焚烧项目，也是目前亚洲单线处理规模最大的处理厂。焚烧发电厂与周边的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等构成循环经济产业园。记者采访该厂时发现，垃圾在这里经过处理后，不仅可以用来发电，还能供暖、用作有机肥。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生产运营总监告诉记者，为了保证二噁英的排放达标，进厂的垃圾要经过5到7天的堆酵脱水才能入炉，这样可以提高入炉垃圾的热值，强化燃烧。
焚烧产生的烟气并不是直接排入大气，还要经过脱氮、脱酸、除尘、去除重金属和二噁英。烟气的排放数据可以在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网站上进行查询，有日数据、月数据和季数据三类。因为二噁英很难实现在线监测，所以在季数据中分列着2015年的二噁英排放情况。以最新公布的抽测数据为例，1号炉和2号炉的烟气二噁英排放分别为0.014和0.015纳克每立方米，远低于欧盟2000的0.1纳克每立方米的标准。
焚烧产生的热量通过余热锅炉，把水加热成中温中压蒸汽，送入汽轮发电机组发电，每年发电量可达2亿千瓦时以上，相当于每年节约7万吨标准煤。每年10余万吨的炉渣可以制成建筑材料，垃圾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渗滤液等垃圾水，经过反渗透过滤等多个环节，变成无公害的中水。
像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的循环经济模式在业内已经渐成标配。比如光大国际的“静脉产业园”模式，在江苏吴中的项目中，围绕“固废产业化”目标，先后建成了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餐厨垃圾综合利用等12个循环经济项目，实现了产业园内的集约利用与阶梯利用，还实现了基础设施和信息的共享。
2.生态共融化解邻避效应
垃圾焚烧可以变废为宝，但垃圾焚烧厂的落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北京、上海、杭州、广东、江苏等省市都遭遇过落地难题，在公众的认知里，垃圾焚烧厂排放的烟气特别是二噁英对健康会造成严重危害，垃圾臭味难耐。“垃圾处理厂可以建，但就是不能建在我们家附近”，“邻避效应”时有发生。
在海南三亚的凤凰镇，光大环保能源(三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森林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由于近几年三亚垃圾的急剧增长，2013年，在凤凰镇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消息一传出便遭到了附近水蛟村村民的反对。王森林索性就住进了村里，而且一住差不多就是40天，每家每户去做工作，为村民们讲解项目使用的技术和环保监督的手段，为村民发放宣传手册，甚至组织村民到光大已经运行的常州、苏州的焚烧发电厂实地参观。就这样，村民的疑虑消解了，项目终于得以开工建设。
项目开工及建成后，村民还时不时去工厂参观。公司把职工宿舍也修到了厂区里，村民们看了以后就更放心了。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公司与三亚市环保局、园林环卫局合作实现在线监测联网，开通实时在线查询功能，同时还通过电子屏将重要环保参数对外公布。
2014年，光大还帮助杭州市政府化解了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邻避危机。2014年4月，杭州市九峰垃圾项目规划选址公示后曾遇到周围居民的反对，后引入光大国际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政府组织项目附近居民对光大的其他垃圾焚烧项目进行考察。通过4000余人的考察，公众对光大国际的技术、理念、管理表示认可，颠覆了垃圾处理项目“污染大、环境差”的旧观念，使项目在2015年4月如期开工建设。
光大国际副总经理蔡曙光曾表示，与社会共融的生态理念是化解邻避冲突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