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既包含了对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有害的因素，同样也包含了一定的回收再利用的商业价值，但由于其中污染物的危害性较大，巴塞尔公约将电子垃圾视为危害品，且设定相关规章以限制电子垃圾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大多为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这篇文章在前半部分给出了关于电子垃圾(e-waste)的背景介绍，包括电子垃圾的定义，电子垃圾的组成，以及关于计算电子垃圾数量的各种不同方法。而文章的后半部分则是对各个国家现有的电子垃圾管理法规与倡议进行评价，欧盟的WEEE组织的管理方案在欧洲范围内已开始生效，而这一管理办法在发展中国家的效果则会因国家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具体地，Empa组织针对中国北京、印度德里和南非约翰内斯堡三个发展中国家处理电子垃圾的试点进行了评估，其中主要比较了三个国家的电子垃圾处理的结构、回收再利用系统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而总体来讲，作者发现了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在这三个国家地区均以市场形式来运行，其中在中国和印度主要依靠小型非官方的企业部门，而在南非则是官方部门;此外，每个国家都在通过寻找更好的战略来努力克服现有系统中的短板。
一.关于电子垃圾的背景知识介绍
从数据直观上来看，自1994年至2003年总计有5亿台电脑成为了电子垃圾，包含了大约2,872,000吨塑料，718,000吨铅，1363吨镉，287吨汞。而电子产品向电子垃圾转换的速率在此基础上加速上升，一是电子设备并不只有PC产品，二是电子产品市场距离饱和相去甚远。与此趋势应运而生的便是来自Larry Summers(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哈佛大学校长)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这样一种观点：将第一世界的waste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原因有以下三点：
1.工资较低的国家只会由于这些电子垃圾的流入而失去较少的生产力
2.亚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也是污染程度最小的那些国家，因而他们具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去承载来自发达国家的垃圾从而发掘其中的商机实现总体获益。
3.环境保护相对于看重健康与美观的富裕国家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污染和其他社会问题相比并不是其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实际上，巴塞尔公约则反对以上Larry Summers这样的看法，而是设置了对一些垃圾出口国相关约束使其加强在垃圾接收国环境友好型治理模式，但与此同时，在中国与印度也同样出现了由于国内产生和非法吸纳的电子垃圾而应商机而起的再利用产品市场，当然这对于当地欠富裕人口带来了利益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和健康的隐患。
电子垃圾较为直观简单的定义就是指那类不再对其用户提供价值的电子设备。在此文中电子垃圾在e-waste和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WEEE)两个词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而WEEE则具体被分为十种，在下面我们会介绍其中的大型家用设备、小型家用设备、IT通信设备以及消费者设备占了欧洲电子垃圾中的绝大部分。
二.电子垃圾的数量及相关计算方法
调查发现，以PC设备为例，大部分的电子垃圾还是由OECD国家产生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产生电子垃圾的速率则相对更高。具体的测算则有许多不同的方法：
1.Consumption and use method(基于平均家庭电子设备拥有数量)
2.Market Supply Method(基于给定地区范围内的生产与销售数量)
3.Swiss Environment Agency's estimates (基于家庭电子产品数量饱和的假定)
而针对WEEE的估算研究结果的不同也由于不同假设基础的不同而难于进行比较。
作者采用的估算方法则是将电子产品的淘汰数量视为每一年投入使用的电子产品变化量与该年新卖出的电子产品数量的差额，而作者由此算出的电子产品淘汰率大约为11%，作者还发现WEEE是waste总分类中增速最快的一类，大约已经占据城市垃圾的8%，同时在中国和印度虽然人均产生电子垃圾量少，但总数依然是巨大的。
此外调查依然发现，发展中国家接收电子垃圾的数量同样是巨大的，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显示了这样的一部分电子垃圾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具体流向。同时，作者对WEEE中各种物质含量进行了统计，发现了铁和钢占据了其中的最多部分，其次是塑料，且其中包含的金属成分的再利用价值可达一吨电子垃圾中的0.2吨铜可售得500欧元，并且从1995年至2004年金属材料始终保持在电子垃圾中50%的高占比，而有害污染物比重则在逐年下降。
三、电子垃圾管理方法与有关提议
文章介绍了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作为一种管理废弃垃圾的新模式，也就是按其字面意思上讲，生产者对于产品在使用后的阶段依然负有责任，也就自然包括其回收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对于那些需要专门技术来处理废弃垃圾的产品是十分有效的，这样操作是建立在产品价格有所提升的前提上的，而对于电子垃圾的处理在欧盟国家在2002年开始实行。
具体来看，对于这样的管理方式分为自主型和强制型两种，而生产者参与程度又可从完全私人性质至完全公共性质变化。具体国家实施上来看，瑞士和瑞典都是对相关电子产品的整条生产回收链条进行接手管理;而德国的相关组织只是负责管理从生产者到公共城市的衔接部分。可以说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对于电子垃圾的治理形式是各有其特点的。
文章的作者提出对于这样的治理系统的制订应考虑到以下这些方面的要素：
1.法规的全面性与详实度
2.治理系统的覆盖范围(针对不同种类商品以及针对不同企业)
3.治理系统的资金支撑
4.生产者责任
5.监管力度
有了以上五个维度，对于任意一个治理体系就有了相应的评估标准。
四、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垃圾治理
作者以中国、印度和南非为典型范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垃圾问题以及相应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与评估。
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垃圾绝对总量是巨大的，且这些国家电子产品的市场增速很快，此外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存在大量以援助以及其他不相干缘由为借口的电子垃圾进口。
而对于这些电子垃圾由于缺乏严格的治理和监管，产生了一些以回收这些电子垃圾的商业运作，但其运作方式是缺乏科学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其中最为明显地就是对于环境和健康的负面影响的忽视。
而发展中国家针对各自国内的电子垃圾治理问题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设立电子垃圾战略小组，由政府、电子产品生产者，垃圾接收者、回收者以及相关NGO组织构成一起商讨政策法规的制定。
五、对于非政府电子垃圾治理模式的评估方法
由于电子垃圾处理所涉及的方面非常广，其中包括电子垃圾数量的估算、商业机会的估计、环境与健康危害的考量，因此对任一电子垃圾治理模式进行评估都是复杂的工作，而作者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估。
文章指出，评估工作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对电子垃圾中的实物流动进行分析
对不同电子垃圾回收系统进行对比(考虑经济大环境与社会结构、微观回收系统以及环境健康问题，这一方面主要考察电子垃圾回收与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交叉作用的结果)
利用地图的不同图层分别对如下数据信息进行可视化：材料流动、价值附加链、必需劳动力、其中的危害。
一个标准的评估的机制也在这篇文章被提出，其中是一个含有三个变元的效用分析：宏观环境、回收体系的质量、以及回收利用对环境与人力资源的影响。
评估发现这三个国家的电子垃圾治理模式存在三个显著的特征为治理模式的设定提供参考：
特征1：三个国家的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中不存在任何来自政府的干预，因此今后的治理方式的制定要将此作为基础。
特征2：在中国和印度，非政府的电子垃圾回收体系已是一个较为深厚的传统，比如拾荒者以及相关的寻求商机的商人对如今处理电子垃圾的形势有比较顺畅的适应与应对，而在南非，由于传统采金产业已经较为完备，对这样的电子垃圾的处理也会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特征3：三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日益增多的电子垃圾已有各自的应对策略，但目前均面临如危害控制力度缺乏、垃圾处理承载量不足、以及从现有电子垃圾回收有价值材料的效率低下问题。
六、可能的困难与建议
困难1：.供政策制定者参考的可靠数据的缺乏
困难2：公共基础设施中针对电子垃圾回收处理的设备缺少，造成对环境和人身健康的负面影响
困难3：对于有效电子垃圾治理体系的统一标准在国际上尚未统一建立
建议1：技术的发展与技能的配套培训
建议2：相关咨询组织的智囊团支持
建议3：优化电子垃圾回收流程的工作效率以及进一步的资金支持
